沙林
2月14日情人节后的一周里，中国二十多家报刊争相登载一条消息：“红地艺术中心哄骗观众，情人节送人一支假玫瑰”；中央电视台也把“红地”经理罗丽满头是汗、百般辩解的形象送到千家万户。 罗丽“臭名远扬”。罗丽孑然一身到文化部、文化局、艺术研究院、工商税务……替自己辩解。熟悉她的人说：“她终于出事了，再不出事就不应该了。”
罗丽10年前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进京，分到《中国文化报》。她18岁入党、艺术学硕士、英语纯熟、大学里的“学雷锋积极分子”，本应在单位顺遂，但她有颗不安分的心，到处参与：办报刊、办画展、策划活动，与各界接触……几年后调到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中心。
“罗丽要办企业了。”北京的艺术界一点也不吃惊，他们对这个梳着一头短发，到处游说的姑娘太熟悉了，戏称她是“中国美术界四大女金刚之一”。如果她不这样干反倒令人奇怪。
终于，她办了企业，名字叫红地艺术中心。
她不忘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或者说高雅感：“必须深入进去，直观了解社会，收集第一手资料，不停留在做案头的工作。”她管她的经商叫“做调研”。
她一无所有，不懂市场深浅，也没好项目，就急匆匆找了一个朋友借了两万块钱，把某演出厅画廊租了下来，先交了第一个月1万6千的场租费，用她的话说：“第二个月的租金在哪儿还不知道。”
那画廊真是“画的走廊”，演出厅外暗淡的过道就是挂画的地方。几条这样的过道加上4楼一个小前厅，一年18万租金，同时每年还按百分之十的幅度往上长。
她脑子满是过去美好的图景。这画廊确实火过，现在许多成名的、一张画就卖一二万美金的中青年画家确是从这个画廊走出来的。但那是什么年月？当时那些画家不被有关方面承认，美术馆也不展他们的画，他们求告无门，就纷纷找到这里。今天那些画家早已闻名中外，已有被国外大博物馆大收藏家收购的记录，一些小画商更是经常寻上门做地下交易。他们大把花钱，买了车，盖了郊外的大型画室，有的娶了外国老婆，甚至建了私人美术馆，早不把这个演出厅画廊放在眼里，况且那根本不是个正规展画的地方，光线不足、背景深暗，油画挂在那里突不出来，国画挂在那儿与整个演出厅的西式风格不协调。
门可罗雀，罗丽不得不清醒了一些，把办展租金一再调低，一天800、600、500。
来了一些人，但都是些同样做着艺术梦穷得叮当响的初出茅庐者。情况经常是这样：展了10天后结束，画家很沮丧，因为没有卖出去一张画。找到罗丽说：能不能送给你一幅画抵销场租。罗知道这画是换不来钱的，但也没其他办法，本应拿到手的五六千块钱就换回一幅估计谁也不会感兴趣的画。有人替她着急：“你应该要5幅而不是1幅。”她解嘲：我这个人不狠，所以发不了什么财。
她是真善良，许多人看破了这一点。有一个青年油画家到她这展出几天后，不仅没交租金，还来掏她的钱。他可怜兮兮地求道：“买我几张画吧，我只差一学期就毕业了，没钱交下学期学费了！”罗丽这时还负着债，但出手大方，一下买了好几张。她说其实我知道他的画没有任何收藏意义，只是为了能让他交了下学期的学费，给画家一个心理上的平衡。
那画家感激涕零，说他会永世记着她的。现在那5张油画还在什么库里扔着，积满了灰尘。
罗丽承包这个画廊是个决策失误，快两年了，画廊实际根本没卖出去过什么画，也没真正收到过什么展览费，却交了二三十万租金。这是个大亏本买卖！
她没有改变心态去迎战经商后的复杂局面，“我还是很善良地按照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去办事。”这是非常珍贵的品行，但她忘了一句中国古训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”，特别是在“原始积累”、“初级阶段”的环境中。
她讲了经商后“摔的第一个跟头”，估计这不是她第一个跟头，她很要面子，一定隐去了许多“走麦城”的经历。
“有一个多年的朋友，还是北京市青联委员，找到我说投资做演出，做我们的董事。赚了钱后接比例分账。我毫不犹豫答应。我到处牵线奔忙，做了一台‘九九艳阳天’的晚会。她投了一部分资，但我投得更多，而且是我在操作，本来钱应该打到我的账上，她说应该把钱拨到她的账上。我为了证明自己在金钱面前是清白的，不让她怀疑我在账上做手脚，二话没说就把钱全部拨到她的账上。
“过了一个多星期，她走到我的办公室说，罗丽，这场音乐会你不应该得到任何报酬，我说为什么？她说为了再生产，投到下一场去了。本来我们说好是每场结算的，但我还是相信了她，又积极投入到以后的演出中。后来我们又做了10场演出，她还是一分钱不跟我结账。这时我才知道她是决计不给我钱的，她再也没什么托词了，就笑眯眯地对我讲：告诉你罗丽，账是可以赖掉的。顿时那漂亮的脸蛋失去了光泽，原来对方那么丑陋。我说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！
“通过这一次我知道，在商场中，我们以诚相待并不见得就能赢得对方的以诚相待。这我使看到人的复杂，在金钱面前经不起检验。”
朋友们一开始就怀疑罗丽的性格不适宜做生意，社会上很多人在金钱面前是失掉人味儿的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这种人的可恶一面与她性格上比较善良的一面形成了巨大反差。
这次罗丽大概损失了4万多元。但以后的事实证明，她并没有接受教训，类似的错误一犯再犯。
去年，她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关心起民办教师来，为他们筹备了一场烛光音乐晚会义演，幸好拉了一笔赞助，垫付了部分场租费、演员费，同时请了很多民办教师。这时某电视台找上门来，要共同做这场节目。原来该台正谈一桩赞助，老板××答应给一百多万，在该台做一个“××号音乐特别快车”的定期节目。该电视台看中了罗丽这场义演，想作为给老板的见面礼，就跟罗丽相商，把这场音乐会改成以老板名字命名的“××号音乐特别快车”，并许诺以后的定期节目也有你罗丽的份，经济效益大大的。罗丽满心欢喜地答应了。
电视台的一伙人呼啦啦来到晚会现场，把原来“红地艺术中心烛光晚会义演”的横幅取下，挂上“××号音乐特别快车”的大字。罗丽的朋友和工作人员提出抗议，电视台人劝道，音乐会不能挂两条横幅啊，大局为重！此时罗丽不吭声，还沉浸在电视台的许诺中。
演出时，罗丽买来的许多小手电如烛光点点，那大老板上台讲话，企业讲话，某电视台上去答谢，就是没有红地的事。
罗丽有些伤心了：“后来电视台在节目中宣传那个老板，提某宾馆，提某企业，就是不提我们。”
没多久，就传来大老板出事的消息，赞助的事自然泥牛入海，电视台的人也不见踪影。
她不懂得报复，不会仇恨，对金钱没有喜极而泣的情感，在受到伤害后只会发出软弱的正义之声。
文化市场非常险恶，里面“猫腻”数不胜数。一些场馆安排演出时间的人跟演出团体私下分账：我把好日子让给你，到时我占一个百分比分钱，钱流水般进了私人腰包。而留给罗丽这样安分守己、不明就里的经常是很糟糕的日子。更要命的是红地侥幸占了一二个好日子，签了合同，而且在半年前就交了数千的订金，还可能随时被更换，一场场好梦常落空。一次某演出厅演出部经理解除与罗丽的合同，把那个好时间给了他女朋友，等于罗丽替她交了半年的订金，好不容易到了日子，该来钱的时候了，他轻巧一踢就把罗丽踢到一边去了。
罗丽来到演出部经理的办公室，显得很平和地说：“我们可以不要这笔钱，如果我是你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？我会更多考虑对方，因为对方公司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极需这笔钱发工资、维持运转。我会牺牲我的亲属，因为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要表现出起码的公正，这应该是个品行问题。只有一个品行端正的人，才能对中国的文化事业有帮助。如果把周末、节假日等好日子都留下来了，给我们这些惨淡经营的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……我们会非常困难地往前走。”
那个经理有些不好意思：“罗丽，这个事情我非常对不起你，希望你这次能原谅我！”但拿走了就是拿走了，罗丽一席感人的话并没有改变局面，经理那位只不过是挣点零花钱的女朋友还是没把好日子还给罗丽。
她比别人更多去讲究道义上的东西，按照她理想中的规矩办事，认为不必跟小人打斗，结果让小人利用了她的弱点。
已经半年多了，她投资演出一赔再赔，“中国首届优秀女中音音乐会”，“中国歌剧珍品”两场都赔了，罗的话，“越学术越赔，越高雅越赔”。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更是赔得一蹋糊涂，大概剧场里只有一二百个观众……
她泛理想，轻信他人承诺，终于招来一次最沉重的打击。
她在那个演出厅拿不到好日子，就移师海淀剧场，终于拿到了2月14日情人节的演出权。她十分高兴，年前11月就开始筹办，满心想着高水平地演出一场中外情歌，给情人节一份优美的礼物。
这场音乐会票卖得不错。可要打个翻身仗了。
罗丽与中央民族乐团合唱团“团长”签了约（事发后，才知道他是合唱队“队长”，无资格以法人身份签约）。她特别要求演唱王洛宾的西北爱情歌曲和前苏联、亚洲、拉美的爱情歌曲。“团长”表示同意，按惯例他们团将拿到1万元的演出费。
从12月初到2月初，罗丽等多次与“团长”讨论那些爱情曲目，似乎没问题了。红地将带曲目的新闻稿发给各报社。凭着以往投资给艺术团体，举办过40多场演出的经验，她认为这次必成功无疑。
但时过境迁，国务院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已于1997年10月1日起实施。按条例规定，像“情人节”这种性质的演出，属于“营业性组台演出”，“应当由演出经纪机构承办”。而红地艺术中心只是一个综合性文化公司，不具备演出经纪人资格。罗丽没有研究过这个条例，只是满心欢喜地在经验的轨道上滑行。她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按条例这竟是一场“违规演出”；她将成为条例生效后第一个被处罚的人。
2月6号，那位“团长”突然通知红地，中国歌舞团将参与演出。罗表示只要是国家级院团就好。殊不知悲剧从这里开始，“团长”撇开本单位，以个人名义与中国歌舞团部分演员组台。
到了2月14日下午，离演出不到一个小时了，“团长”还信誓旦旦，保证按曲目演：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、《九九艳阳天》、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没跑，一定演。
但那些歌舞团的人不知为什么，就是不演那些约定曲目。
那些盼了好多天盼到这个日子、相依相伴专程而来的情侣们看到台上就那么几个面孔，演的竟有民乐小合奏，怒从心生。炸场！海淀剧场、罗丽都慌了。罗到后台找“团长”，他还是很镇静的样子，说返场时加演预告曲目。
台下吼声此起彼伏，罗丽数次上台安抚，颇为狼狈。她又去问“团长”，得到回答，返场时加演，没问题！一直到演出结束，预告的曲目仍不见踪影。再问“团长”，他说有的演员探亲未归，有的演员不愿意唱。罗丽被一蒙到底。
观众愤怒，聚集不散。红地和剧场只得答应退票，并加演了一场电影。
事情还没完：有人告到某晚报，该报曾刊登演出曲目，编辑也有上当之感，颇气愤，令记者写出《送你一支假玫瑰》在头版刊出，影响巨大，各媒体纷纷介入。
罗丽为这场演出先期投入了数千元，不承想却买到一支假玫瑰。她成了众矢之的，有口难辩。
她一家家报社申辩，说国家鼓励她这样的投资人投资艺术，她是被人釜底抽薪。没有报社出来为她说话，而管理部门多次传讯，并要罚款三万……
她笑中带着伤感：“两年商海搏斗，我遍体鳞伤出来，负债二十万，交上一篇调研论文。”
罗丽要求有关部门就罚款举行听证会，如“维持原判”，红地无力支付，只能倒闭。眼下唯一支撑她的只剩下与艺术不沾边的“红地休闲西服”。正像那句名诗所言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；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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